一、堕胎后要放生几次1、大菩文化天津讯近日，河南省遭遇强降雨，多地出现内涝、山洪等灾害，部分地区交通几近瘫痪，造成了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7月25日，天津大悲禅院于“观音七普利法会”期间设祈福禄位，诵经回向，祈愿暴雨洪灾早息，受困群众安全脱险。
2、此外，为助力抗洪救灾，天津大悲禅院悟通法师受方丈智如法师委托，由河北区慈善协会副会长李研接收，指定向灾区捐赠善款20万元用于“防汛救灾驰援河南专项行动”。3、2010年9月21日，天津市佛教慈善功德基金会在南开大学哲学院举行了市佛教慈善功德基金会＂慈心助学金＂的设立和发放仪式。南开大学杨庆山副书记，市宗教局公冶国副局长，南开大学哲学院王新生院长、陈建洪副院长，市宗教局宗教三处王志萍处长，天津市佛教慈善功德基金会张江龙副理事长、杨琳副理事长及荐福观音寺的部分法师出席了捐赠仪式。4、天津市佛教慈善功德基金会理事长妙贤法师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她指出天津佛教界，特别是市佛教慈善功德基金会非常重视捐资助学、希望工程的工作，目的是回报社会、造福人群。在南大哲学院设立＂慈心助学金＂，资助对象为来自贫困山区、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学生，以便解决贫困生的后顾之忧，激励大家求知上进。＂慈心助学金＂的设立，是对佛陀＂慈悲济世＂的最好诠释。同时，她也希望加强与南大哲学院的联谊交流、增进学术界与宗教界的认知互动，并表示会把＂慈心助学金＂的项目长久开展下去。5、＂慈心助学金＂首期设立并发放五万元，五年之中逐年递增，每年评审和发放一次，并跟踪管理，特困学生应将助学金用于补贴自己的学习生活费用。6、发掘藏传佛教文化精髓保护自然环境的积极内涵7、西部大开发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不仅要在经济领域实施大规模的建设，而且要在思想领域进行广泛的动员，将人们的一切积极性调动起来，投人到这项伟大的事业中去。由于历史文化积淀作用的原因，藏传佛教在今日西藏有很大的影响，绝大多数藏族群众信仰它，宗教文化的一部分内容已经融入当地民族文化之中，一些宗教戒律和教义己经成为信教群众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之一。因而，认真细致地做好宗教工作，将会维系民族内部的和睦稳定，保持社会安定团结，促进西部大开发。8、稳定与加强宗教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政策基础。9、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新西藏，这是包括宗教界人士在内的高原各族人民的共同目标和根本利益所在，它们构成了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政治基础，而做好宗教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就在这些基础之上。团结宗教界的一切爱国人士，共同建设美丽的西藏家园，这是共产党长期实行的统一战线政策的重要内容，西藏广大僧侣也普遍拥护这个政策。西藏已有600多名各教派的宗教界爱国人士和代表人物被选为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佛协理事等，这些人士爱国爱教，所起的积极作用很大。要进一步运用在这方面已经积累的丰富经验，结合西部大开发的新形势，深入调查研究，协调宗教活动与环境保护的立场与内容。例如，藏传佛教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统认为世间万物是一种相合共生、互为缘起的关系。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在此基础上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统认为人类财富的多寡并不仅以金银财宝的数量为标准，而是以自然界的生命兴旺与物种的多少为评判。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与现代的可持续理念有相似之处。可以以此为起点，通过合适的形式，组织一些能够直接为现实建设服务的正常宗教活动，使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在恢复自然生态、保护生物资源等方面联合起来，大家共同致力于西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这也是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而共同追求的目标之一。为此，需要制定一些更加灵活的新政策、新方法，释放宗教界人士中尚未挖掘出来的向上向前的潜能，使宗教界爱国人士为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和维护祖国统一发挥出更大的积极作用。10、协调部分宗教文化现象与环境保护建设的关系。
二、给故去的祖先放生好吗1、党的“十大”报告提出了未来，5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其中第四个具体目标强调要使“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③国家开始于20个世纪末的西部大开发，提出要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西部。党和国家的这些战略完全反映了西藏和青海等地藏族集聚地区广大信教群众的切身利益。在西藏一些地区，当地各族群众在宗教中“神山圣湖”的观念推助下，于漫长的岁月中完整地保留下来一些近似原始的绿色资源和风光景色，如羊卓雍湖就是藏传佛教的圣湖。尤其是青藏高原内的一些大江大河发源区域，藏族人民自古以来就运用了许多美丽的神话传说，描述和解释那里奇特的自然现象，并且由此产生了一些有益于环境保护的生活习俗与民族禁忌。藏传佛教认为“万物有灵”，不可随意“杀生”，这种戒律影响了广大信仰者，使他们戒杀护生，最终让无数生物得以存活。藏传佛教还有许多护法神。他们的职能之一是保护自己所在神山的生物，山上的森林和生物因此而不能随便被破坏与打杀，这样便保护了绿色植被和珍惜动物。有的山川被寺庙活佛认定有宗教意义之后，教民不得进山伐木，不能擅自用水，从而为维护生态环境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西部大开发是以环境保护、恢复植被为根本，这是国家的大政方针。上述藏传佛教的部分教义与戒律和环境保护是相通的，挖掘藏传佛教这些特定的积极因素，可以使宗教服从和服务于党和国家目前的最高政治利益，也是宗教界提出、国家倡导的“人间佛教”思想的具体运用。值得强调的是，藏传佛教有些在客观上达到的维护人类生存环境作用的教义教规逐渐被其他民族和整个社会所接受，从而在久远的年月里就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崇敬信仰。例如，对江河源头的雪山湖泊的顶礼膜拜，最早出自于藏族原始宗教中的自然崇拜。后来，封建社会的中央或地方政府定期出面组织各族人员，在黄河源头举行祭祀大典，期盼母亲河水永世造福炎黄子孙。这个传统已经作为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而代代相传，祭祀典礼也渐渐失去了宗教的含义。近年来，国家主席江泽民连续亲笔题写了“黄河源”与“三江源”纪念碑文，党和国家高级别领导又在藏族聚居的江河源区主持隆重的纪念碑落成庆典，中央电视台向全国现场直播庆祝活动，此时，起源于宗教的祭祀典礼已经完全转为可持续发展的动员大会。这件事情对于进一步挖掘宗教文化积极因素参与环境建设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因此，挖掘藏传佛教参与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就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很强的可操作性。2、拓展宗教势能合理释放的空间。3、支持藏传佛教僧尼从事环境建设活动。4、青藏高原世居民族的一大部分是藏族，保护江河源区生态环境则是西部大开发的重点。藏传佛教与藏族文化早已融为一体，目前是多数藏族居民信仰的宗教。因此，西藏高原的环境建设一定要获得信教群众的认可与支持，脱离藏传佛教氛围约束的经济发展是与实际情况相悖的。动员信教群众投身于以植树种草为基本工程的环境建设，需要做好三件事。其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要通过耐心细致的鼓励、教育、协助工作，使宗教界人士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找准自己的位置，发挥宗教教义、教规和宗教文化、道德中的积极因素，把信教群众的意志和精力集中到宏伟的西部大开发建设中来。其爱国宗教团体是教职人员和信教群众合法权益的代表，是政府团结、教育、联系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的桥梁与纽带。各级政府机关要关心爱国宗教团体的组织建设，培养和选拔适应不同层次需要的佛协领导人员，支持他们独立自主地积极开展为西部经济增长做贡献的活动，壮大爱国力量和扩大影响。其宗教人士参与环境保护活动，要立足于寺庙所在地域。各级政府职能部门要积极创造条件，鼓励和支持寺庙办好自养经济实体，特别是与环境建设、旅游观光有密切联系的林地、草场和旅店等实业的经营。政府要在政策上给予优惠，资金上予以扶持，技术上实施指导，协助寺庙解决兴办自养和社会服务方面遇到的实际困难。5、开展寺庙爱国主义教育。6、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管理，扎实推进建立藏传佛教正常秩序工作，充分发挥宗教人士热爱本土的积极性，并由此入手进一步对寺庙僧尼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促使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是当前宗教事务部门的主要任务。例如，这种努力不仅是实施西部开发和保护环境的需求，也是西藏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维护西藏稳定，反对任何分裂行为的根本措施。要根据1996年国务院颁布的《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和国家宗教局颁布的《宗教活动场所登记办法》等文件精神，依照西藏政府主管部门先后颁布的《西藏自治区宗教事务管理暂行办法》和《西藏自治区佛教寺庙民主管理章程》(试行)行事，在寺庙内开展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遵纪守法教育，培养爱国爱教的僧尼，维护祖国统坚决反对分裂，满足信教群众的宗教生活需要。对于爱国守法先进寺庙、优秀寺管人员要给予表彰和奖励，推广和宣传他们的经验，使贯彻执行国家宗教政策更加具体化。同时，协助广大僧尼在进行正常宗教活动的之余，并保证使寺庙众生学习佛教经典的前提下，组织部分僧尼从事农、牧、林、商等各种形式的生产活动，开办适合寺庙特点的社会公益和服务事业，积极实施以寺养寺，农禅并重，减轻国家和群众负担。要帮助寺庙凭借自己拥有的各类经济实体，以及特有的社会功能和资金优势，调整改造原有的寺院经济结构，重视农牧林副业生产，主动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爱国护教，利乐有情，应作为民主管理委员会的首要任务。在这方面，拉萨三大寺和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成绩最为显著，一些较小的寺庙也获得了可喜的成果。位于珠穆朗玛峰脚下的绒布寺是世界海拔最高的寺庙，僧人们利用地理优势，常年为登山游客提供方便，开旅店办餐馆服务于来客，近几年的年均收人都在14万元以上。这笔钱除了给僧人买酥油、砖茶等生活必需品外，主要用于维修和改善接待条件，而绒布寺的名声也由此越来越大。④7、继续恢复与发展佛学教育和研究。8、藏传佛教与藏民族文化密不可分，宗教影响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层次，一些教义、礼仪和禁忌等已成为藏民族的风俗习惯，并积淀于藏民族的精神文化之内。在振兴西藏经济的过程中，发掘并利用宗教中符合现代文明进程的教规教义，逐渐使拜神的宗教活动变为文化的宗教活动，意义尤其重大。僧侣是宗教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播者。西藏和青海等地有许多高僧大德学识渊博、德高望重，在信教群众中影响很大。要努力创造条件，真诚地欢迎这些宗教人士投人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来，以他们的宗教影响力引导信众弃恶扬善，遵纪守法，实现他们以出世精神行入世之道和造福众生的理想。协助他们以广博的学识为手段，从事传统文化如藏医药研制、保护生物种群等方面的研究。为了发掘人才优势，发挥宗教人士的作用，需要办好现有的佛学院和开展佛学研究。1987年，在第十世班禅大师的倡导下，北京创办了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为培养政治上热爱祖国，宗教上有较高佛学造诣的知识分子，提供了良好的场所。西藏的佛协组织也在拉萨开办了西藏佛学院，由著名活佛和佛教学者任教。一些较大寺院还办了佛学班、学经班。佛协西藏分会还创办了《西藏佛教》藏文刊物，专门刊登佛学研究文章，交流佛学研究成果。布达拉宫珍藏的八宝《丹珠尔》宗教典籍也由组织起来的民间书法家重新誊抄。拉萨恢复了祈愿大法会，也为宗教人才提供了辩经和考格西学位的天地。从宗教本身来讲，这些做法是一连串继续发展的突破。世界其他国家的宗教历史不止一次地清楚表明，这类突破往往会演进成为一个民族觉醒的起点。要对宗教学校加强管理，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和造就一批佛教知识份子，使他们在政治上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同时又有高深佛学造诣，这样能使西藏佛教文化成为祖国经济建设的一支推进力量。9、建立严格有序的文化产业管理体系。10、藏传佛教文化在西藏存在的历史很长，它与民族文化在许多方面已经融和在一起，共同在上层建筑领域内发挥着作用。而在现代经济高速增长的社会里，文化与经济一体化又成为新的发展趋势。因为人们生产的实用型商品经过文化包装之后，其含金量大幅度增加。同时在这种条件下，一些有形商品的实用价值大幅度退化，文化功能反客为主的现象却凸显出来:原先仅仅是文化意识渗透到经济领域，影响着人们对使用价值的抉择，如今在许多场合下则是精神观念借助物质载体四处张扬。但是，也应看到有的方法还要进一步改进。例如，青藏高原范围内有些州县就错误地提出了“宗教搭台，经济唱戏”的口号，有些地方则误认为发展旅游就要大建庙宇，其结果都在宗教和经济工作方面造成混乱和损失。这些前车之鉴是西部大开发中必须引以为戒的。环境保护和人文旅游是民族地区的重要建设项目，必须按照市场经济的产业运作规律行事，而启用宗教文化的积极因素推进这些产业发展，就能在客观上把宗教文化力量的释放也纳入到产业运作过程中来。自然，随着产业组织制造的商品在流通领域内的不断出售，宗教文化的积极与消极因素都会同时搭载商品迅速扩散。这种局面的出现不是一个假设，因为目前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现实社会已经是各种思潮鱼龙混杂，意识形态领域内社会主义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的控制与反控制的较量非常激烈。因而，主动运用宗教文化的力量，促进旅游观光产业、环境保护事业发展，可能会使一些思想保守的人依恋宗教，一些青年人也会误认为国家投资巨大而获得的旅游经济收人就是宗教存在的回报，国外敌对势力则感到有机可乘。同时，宗教在环境保护方面的积极影响需要较长时间才会显示出来，而消极影响则会因为外部因素而在短期内显现。所以，必须预先对乘坐产业列车的宗教文化设定一套“乘客规则”，防范于未然。规则的核心就是，所有参与西藏开发建设的宗教组织和活动，必须做到四个维护，即“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法律尊严，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遵循了这些准则的宗教文化行为，政府就保护和支持，反之，必须制止或取缔。
